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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大学哲学与国学研究中心
我院邹建锋副教授等主编《阳明心学文献丛刊》出版
2022-10-17 10:56     (阅读人数:)

主編:鄒建鋒 王學偉

出版社:北京燕山出版社

书号:978-7-5402-6404-8

出版时间:2022年10月

册数:400册

中图法分类号:B248.25-53

出版説明

五百年來,我們對陽明心學人物的探尋,可以從陽明心學名臣、宗師與隱秘人群三個維度劃分。陽明心學名臣爲長年從事政治事務的學者型官員,以鄒東廓、歐陽南野、聶雙江、徐存齋、唐荊川、王敬所、耿天臺、顏沖宇、閭東等人爲代表。陽明心學宗師則爲一直從事陽明心學講學和教育的著名思想家,以王心齋、錢緒山、王龍溪、盧一松、王一庵、王東崖等人爲代表。而陽明心學的隱秘人群則主要是歷史上默默無聞的地方教育家或鄉紳,他們在一綫從事陽明心學的教學和傳播工作,多爲不知名的陽明後學人物。

陽明心學是中國古代哲學的重要支流,從明代中期直至近代,在數百年的陽明心學傳統中,學者後先疏附,留下了豐富的文獻資料。在近代以來形成的中國哲學研究傳統中,陽明心學及其歷史衍變,作爲一個重要的研究領域,受到學者廣泛關注。在當代的文化條件下,我們需要深入地理解古典傳統,以尋求更有效地應對當代的文化問題,因此,陽明心學仍然具有多方面的研究價值。

一種學術傳統的生成,與學術本身的特質以及其誕生時所處的歷史條件有關。王陽明主要活動于明代弘治、正德以及嘉靖初期,當時朱子學作爲官方權威,統治了普通學者的精神世界,具有不可動搖的地位。學者對于朱熹的言論,童而習之,其流弊必然至于所謂行不著、習不察。陽明生當其時,經過早年的求索,又幾經患難,他認識到『自得』的重要性,所謂『學貴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雖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爲是也。』在一種偏向保守的文化傳統中,這種言論具有强烈的解放意味,吸引了大量的追隨者。

在陽明本人的學術活動中,他始終强調『以友輔仁』的重要性。正德元年,陽明在北京與湛甘泉相識,數年以後,他在送甘泉奉使安南的文章中説,自得甘泉爲友,『吾之志益堅,毅然若不可遏,則予之資於甘泉多矣。』正德九年,祭亡友鄭朝朔,陽明感歎:『嗟予顓弱,實賴友朋。砥礪切磋,庶幾有成。』他對友道的追求,幾乎到了無所不用其極的地步。正德十二年,陽明平定横水、桶岡寇亂,俘獲酋長謝志珊,而訝于其黨類之衆多,因而詢問。謝曰:『平生見世上好漢,斷不輕易放過,多方鈎致之,或縱其酒,或助其急,待其相德,與之吐實,無不應矣。』陽明退語門人,并且説:『吾儒一生求朋友之益,豈異是哉!』

陽明在對門人的告誡中也多次提到師友之道的重要性。如正德十三年,門人陸澄家居,陽明引子夏事以警之,謂:『子夏聖門高弟,曾子數其失,則曰:吾過矣,吾離群而索居亦已久矣。夫離群索居之在昔賢已不能無過,况吾儕乎?』又嘉靖六年初,門人黄綰應詔出仕,因此詢問陽明的意見。陽明説:『人在仕途,比之退處山林時,其工夫之難十倍。非得良友,時時警發砥礪,則其平日之所志向,鮮有不潜移默奪,弛然日就于頹靡者。近與誠甫言,在京師相與者少,二君必須預先相約定,彼此但見微有動氣處,即須提起致良知話頭,互相規切。』作爲一種獨特的學風,汲汲于師友,求以砥礪成德,一直延續到清初。如清初學者顔元,早年嘗從事于陽明學,友王法乾,定期爲會,『每會,二人規過辨學,聲色胥厲,如臨子弟;少傾,和敬依然。』

在『友道』觀念的支持下,隨着陽明思想的成熟,歷史上著名的陽明學者群體逐漸形成。據《陽明先生年譜》記録,弘治十八年,陽明門人始進。正德二年,陽明赴龍場前夕,徐愛、蔡宗兗、朱節等三人先後納贄北面。正德八九年間,陽明在滁州、南京等地任職,門人徐愛、黄宗明、薛侃、馬明衡、陸澄、季本、許相卿、林達、張寰、劉觀時等人同聚師門,日夕漬礪。正德十三年前後,陽明提督南贛軍務,日理萬機,仍不廢講學。門人薛侃、歐陽德、梁焯、何廷仁、黄弘綱、薛俊、周仲、周衝等始終講聚不散。嘉靖元年以後,陽明在紹興,一時學者雲集。錢德洪後來追憶盛况,説自『癸未(嘉靖二年)以後,環先生之室而居,如天妃、光相、能仁諸僧舍,每一室常合食者數十人。夜無臥所,更番就席,歌聲徹昏旦。南鎮、禹穴、陽明洞諸山,遠近古剎,徙足所到,無非同志游寓之地。先生每臨席,諸生前後左右,環坐而聽,常不下數百人。』

陽明去世以後,門人秉承遺教,全國各地的講會不斷興起。嘉靖九年,門人薛侃在杭州城南修建天真書院作爲同門的聚會場所。書院可居數百人,每年祭期,同門講會終月。嘉靖十三年,門人鄒守益在江西安福建復古、連山等書院,每年『春秋二季,合五郡,出青原山,爲大會。凡鄉大夫在郡邑者,皆與會焉。于是四方同志之會,相繼而起。』在嘉靖後期,天真書院、青原山、懷玉書院等地,成爲重要的陽明學傳播場所,每一聚會,與會學者多達數百人,人數衆多的陽明學者群體與定期的書院講會活動爲陽明學傳統的形成奠定了基礎。

廣義上的陽明學研究,應當包括對陽明本人以及陽明後學的研究,由于二者具有十分緊密的關係,如果截然割裂,必然難於形成對兩者的充分認識。當代對陽明文獻的發掘,已經取得了豐碩的成果。陽明本人的文獻整理,除了有數種整理本《王陽明全集》以外,原始文獻的影印,有《陽明文獻彙刊》(四川大學出版社、北京燕山出版社)、《王陽明文獻集成》《王陽明稀見版本輯存》(廣陵書社)等大型文獻。對于陽明後學的文獻整理,雖然有《陽明後學文獻叢書》(鳳凰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以及《陽明學文獻大系》(巴蜀書社)等出版,但由于後學人數衆多,現有的出版遠遠不能滿足學術研究的需要。

近十餘年來,世界各大圖書館館藏的漢籍資源陸續公布,《中國地方誌集成》陸續公開影印并大規模出版,其中方志中人物志部分提供了數以千計的陽明心學人物的生平軌迹、内聖外王實踐、陽明心學群體交往、著述與學術宗旨,遠遠超越《明儒學案》史料;《中國古籍總目》的出版,使得我們可以在人物志史料基礎上對陽明心學文獻進行全國大調研,根據館藏按圖索驥尋找其存世文獻,發現其孤本文獻,并從日本、歐美與港臺地區購買并複製稀見珍本文獻。經過主編們近十年的努力,已經發現一千五百多位陽明心學人物,撰寫了一百六十多萬字的陽明心學人物史料專著,由此大大豐富了黄宗羲《明儒學案》所呈現的陽明心學人物圖譜。在近十年的研究旅途中,我們發現大量不爲人知的陽明心學人物,獲得了幾百種陽明心學文獻,很多是學術界首次發現,特别是這些一直以來被忽視的『小人物』,進入他們的人生世界,拓展明清時期陽明心學的宏大世界,由此可以豐富陽明心學的哲學史、思想史、專門史、公共治理史與教育思想史等跨學科研究。通過對全國各地圖書館的多年陽明心學史料和文獻的大調研,許多珍貴的孤本文獻逐漸進入學者的視野,爲重新檢討許多重要的學術問題提供了契機,爲中國哲學史、中國史、教育史與政治學史等學科的發展提供了一手的原始文獻。

全編爲學術界首次對陽明心學不知名人物文獻的集大成性的地毯式搜集?,收録了以往學術界不爲人知的多種珍稀文本,具有重要的學術史意義。而正是在對陽明心學文獻大規模的尋找過程中,我們發現很多以往學術界忽視的陽明學派,他們留下了數量可觀的陽明心學文獻。比如,我們首次發現湖南邵陽王門、湖北黄州王門、江蘇常州王門、浙江金華王門等陽明心學叢林,都具有近百人的規模。他們興建書院,刊印陽明心學書籍,專心培育學生,承前啓後。其中以陽明心學宗師蔡汝楠、耿定向、唐順之、盧可久爲領軍人物,扎根地方教育,維護陽明學派的傳承,使得陽明心學風行天下。

具体来説,湖南衡湘區域的王學叢林亦是如此。隨着清朝朱子學一統學林,尤其是有朱子學背景的曾國藩爲晚清平定太平天國運動立下赫赫戰功,湖南地方志文獻紛紛對嘉靖中期蔡汝楠、孫應奎二人在衡湘地區精心培育數百位陽明後學弟子的事情諱莫如深,而學術界至今尚未有人揭開這段隱秘歷史的面紗。但隨着以鄧洪波爲代表的一些湖南學者細心而扎實的努力,一大批中國書院的院志稀見文獻重見天日,而孤本文獻明人刻《石鼓書院志》也得以面世。也唯有在明人刊印的書院志裏面,我們纔能發現大量的陽明後學人物,他們都是蔡汝楠、孫應奎親傳弟子,服膺陽明心學,澤被鄉里,綿延較久。由于時代的巨大變遷,在清人與後人主編的地方志裏面,再也讀不出他們曾經究心並長期研究陽明心學的歷史史料痕迹了。由此,重新發現這一段歷史,讓湖南衡湘王門叢林重見天日,恢復歷史的真相,使之重光于新時代,就很有必要。衡湘書院(石鼓書院)不僅刊刻王陽明親手贈送孫應奎的南大吉原刻本《傳習録》,還以此教學,興起湖南王學,最後啓發譚嗣同等近現代愛國人士精忠報國,發起變革。據研究,孫應奎、蔡汝楠培養數百位親傳弟子,開創永州王門、衡陽王門兩大叢林,今事迹可考者主要有:劉堯誨、郭譓、艾而康、賀風梧、向淇、曾朝節、王萬善、王之臣、徐時述、畢士和、陳謨卿、彭良臣、劉應峰、李騰芳、洪雲蒸、伍定相、王朝聘等人,他們氣節挺立,學問有成,刻苦治學,不僅有陽明心學名臣,還有地方陽明心學宗師。王朝聘就是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王夫之的祖父。

河南洛陽王門其實是餘姚大儒黄宗羲所忽視的一個重大陽明心學叢林,以尤西川先生爲開山宗師,其親傳弟子孟化鯉及其再傳弟子後學張抱初、王惺所,叢林數百人,傳承一百多年,直到清代河南王學的再度興起。尤西川在河南洛陽一帶傳續王學,其弟子將王學區域擴大,往北發展到平頂山一帶,向西、向東都有所拓展。由於黄宗羲收集文獻的缺乏,故而未能對洛陽王學做出客觀、全面與深入的評論,僅是泛泛而談,浮于表面,令人惋惜,導致後來學術界也一直對洛陽王學未有深入與全面的研究。但隨着大部頭原始文獻《北方王門集》(鄒建鋒、李旭、劉丹等整理,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一七年版,二〇二一年再版)的重新編校整理和出版,洛陽王學的隱秘面紗終於被揭開。和山東聊城王學的禪學化不一樣,洛陽王學更接地氣,是儒學日用化、生活化與平和化的代表,而且心繫天下興亡,不少河南王學鉅子在明朝滅亡時殉節。洛陽王學叢林的壯大、發展與繁榮,主要得益于尤西川先生遍求天下名士,得其長而師之。尤西川對陽明學有着神聖般的熱情,每天都要嚴肅地朝拜王陽明像,甚至可以説,有宗教般的癡迷,故而精心呵護,讓河南王學成爲晚明王學的重要一脈,其門人弟子甚至被張陽和譽爲『冰壺秋月』,大江以南未有此風味,故而獨得陽明叢林讚譽。

今安徽徽州的水西精舍與今浙江金華的五峰書院是陽明書院中發展較好的兩座,與吉安的復真書院并駕齊驅,綿延兩百餘年,弟子後學人物數百人,傳承五六代。這不僅得益于家族化與宗族化的深厚支持,更得益于一大批陽明心學宗師的專心研學。此外,偏僻的地理位置不易被政府官員關注,也是其得以延續的重要原因之一。徽州、金華本爲朱子學重鎮,地方士人知書達理,學風良好,人數多,基礎好,研究氛圍濃厚,當陽明心學這種全新的理論形態風行全國之時,地方學者紛紛改弦易轍,加入到陽明心學的陣營,當地便成爲陽明心學的聖地之一。徽州依託附近黄山、九華山等美麗的山水,永康秀麗的山崖,也容易吸引地方學子載書前往修行,陽明心學的學術道場得以形成。相比徽州書院陣地而言,金華的陽明書院成立得稍微早一些。永康的應典、盧一松、程文德都是陽明夫子器重的學者,且金華與紹興相隔不遠,這些都促成了永康叢林更早的建立。陽明心學群衆基礎好,宗族經濟實力强大,都是陽明書院叢林得以成立的關鍵要素,這在安福表現得更爲明顯。金華與台州兩地學者的合力,促使永康王學的興起、繁榮與强盛,成爲陽明書院叢林傳承最久的宗派之一,這一點令人感到振奮。正是在陽明心學宗師盧一松的精心培育下,其親傳弟子陳時芳、陳時覺與再傳弟子、後學陳正道、陳其蒽、王同癰、王崇炳都把講學當成自己一生最重要的使命之一,全身心投入到對良知學的涵養與體認,而且刻意和地方政府、中央政府保持一定的距離,身心純粹地致力于聖人道德的實踐。饒有趣味的是,黄宗羲對王學宗師周海門開創的嵊州王學叢林也是一筆帶過。但是,我們翻閲《嵊州縣志》,發現大量的海門弟子,他們前後相承,讓嵊州王學傳承近百年。據史料考察,海門在嵊州親傳弟子及其後學有厲汝恩、王三台、袁祖乾、袁祖憲、吴振升、吴鈺、吴鉉、丁美祖、丁彦伯、尹志賡、吴調元、吴應雷、金之聲、吴應芳、王禹佐、趙汝諍、王國禎,將近二十人之多,嵊州王門叢林不可忽視。

徽州區域陽明學的大繁榮,也值得關注。我們可以設想的是,或許陽明本人在齊山、九華山一代的修行,鄒東廓在廣德州的教化,歐陽南野在六安州的教化,催生了徽州地區對陽明學的興趣。陽明心學名臣劉起宗等人的熱心,尤其是後來王龍溪、錢緒山數十年的持續學術交往,帶去了陽明心學的火種,而『宣城三君子』的接力又光大了陽明學的焰火,本地成長的陽明後學宗師查鐸、翟台等人接棒,不遺餘力刊刻陽明心學文獻,這些都對于徽州王學的持續繁榮作了重要推進。應該説,徽州王學是錢、王二人精心奉獻的獨特優質産品,代表錢、王二人精誠合作的最高水準,應該算是陽明書院叢林的嫡系部隊。

編者等人鑒于陽明學叢林的廣大神秘有待探索,輯録陽明以及陽明後學文獻多種,彙編爲《陽明心學文獻叢刊》。本編在選目上,涵蓋陽明本人的文獻以及明清兩代的陽明後學文獻,具體選目與《陽明文獻彙刊》《王陽明文獻集成》《陽明學文獻大系》《王陽明稀見版本輯存》不重複。比如本編收録《傳習録》三種,皆爲明刻孤本文獻。時至今日,對于嘉靖年間《傳習録》版本源流的討論,似乎尚有未發之覆,本編所收各書必將有助于相關問題的深入討論。

本編收録的主要文本爲陽明後學文獻,因爲涉及的人物衆多,難於一概而論。其中孤本文獻,如顧應祥《崇雅堂集》、劉孔當《劉喜聞先生集》等,都具有重要的文獻價值。此略舉其要,以見一斑。

顧應祥,字惟賢,號箬溪,浙江湖州長興人。顧氏少學于陽明,然爲學範圍以及宗旨,并未斤斤于師説。《崇雅堂集》中有《海寇篇用王伯安弘治丙辰即事五十韻》一首,可補通行本《陽明先生年譜》之闕。弘治丙辰即弘治九年(一四九六),《王文成公全書》附録《陽明先生年譜》于該年無所録。通行本《陽明先生年譜引證》以及《王陽明年譜長編》等書,記陽明該年寓京師,二月會試下第,九、十月間歸餘姚,歸途經山東,作《太白樓賦》,歸餘姚後,與魏瀚等詩文唱和,同時有山陰蕭鳴鳳來學等事,皆不及作《即事五十韻》事。顧氏《海寇篇》有跋語,謂:『弘治丙辰,胡寇犯邊,時伯安先生適在京師,有《即事五十韻》,經今蓋六十年矣。張納言允清,不知何自得其親筆稿,爲之勒石。又以嘉靖庚戌胡虜入寇事和五十韻,附刻于後云云。』據《明通鑒》,弘治九年秋七月,小王子等連犯大同、宣府。陽明《即事五十韻》或因其事而作。此《即事五十韻》親筆稿曾爲張允清(即張寰,字允清,江蘇昆山人。正德九年,陽明有『書石川卷』贈張寰,見《全書》卷八)收藏并刻石,原篇不見于通行本《王文成公全書》,或已失傳。《全書》本《年譜》在弘治十年下記『是年先生學兵法』,而作《即事五十韻》在學兵法之前,可見陽明留心兵法,或即有感于時事。而《年譜》僅云『當時邊報甚急,朝廷推舉將材,莫不惶遽』云云,稍顯泛泛。集中又有《峴山十五老圖記》,記唐樞、張寰、韋商臣以及顧氏等十五人于春秋社日,擇地爲會,『仿古鄉約之制,以盡規勸之道』,此與陽明學亦有密切關係。

文獻發掘是歷史研究的基礎工作,本編輯録有關文獻二百餘種,對于研究明清陽明學的演變以及更廣的明清思想史研究,具有重要參考價值,也有廓清文獻之功。

本編的文獻尋找與編輯工作,歷時近十年,其間收集文獻資源、修圖排版,事經多手,其中千頭萬緒,容有未周之處,讀者不吝指正是幸。

編者識

二〇二二年五月二十六日

来源:采薇阁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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